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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草根?珠三角劳工NGO生存之困
NGO倡导网  时间:2015-11-14 23:56:24 责任编辑:郭睿     点击量: 


这并不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遭遇的第一起“麻烦”。今年6月,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接到民政局通知,以“无固定办公场所”为由,要求其自行主动撤销机构,否则便将给予撤销登记的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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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晓波一脚“踹”向16岁的林佳,一边骂,“怎么这么慢!”旁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何晓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排练中无数次笑场,何晓波每一脚伸出去都有一种幽默感,达不到情景剧需要的严肃感。16岁的林佳扮演16岁的“铁柱”,就是他自己。这是一个童工在工厂受伤,失去手指的故事,排完要去参加应用戏剧工作坊。41岁的何晓波演流水线的线长,“铁柱”的领导。
现实中,他也是林佳的“领导”。他们来自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,是佛山最早一家专注于劳工工伤维权的NGO。何晓波和林佳既是参与演出者,也是南飞雁的工作人员。他们都在现实中受过伤,各自失去三根和一根手指。林佳起初到南飞雁寻求帮助,进而成为志愿者留下工作。
NGO全称为Non-Governmental Organizations,意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,泛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。1995年,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,因同期举行的“世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”,非政府组织这一词汇在中国得以推广。世妇会后,中国第一家劳工NGO“打工妹之家”在北京成立。
2007年,因为曾受工伤而成为维权志愿者的何晓波,在受伤地佛山创办工伤维权工作室,这就是南飞雁的前身。2012年,南飞雁以“社工机构”的身份在佛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,获得了正式的名称,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”。这一年,南飞雁接待了超过1300名工伤工人。至今年,南飞雁探访、接待、进行法律知识培训的工伤工友人数超3万人,累计帮助近1万名工伤者获得法律赔偿。
运转八年之后,南飞雁位于顺德和祖庙的两个办公室却在今年夏天被关闭。8月23日,顺德办公室正在进行工伤工人的法律知识培训,工商局、街道办、综合执法等多个部门前来叫停。据在场工友回忆,当时有十几个穿不同部门制服的人清场,当日图书室被断水断电。
办公室关停后,南飞雁与佛山市救助站的社工服务合作也于8月被提前终止,原本项目是到今年年底到期。与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终止,流动儿童社区中心的项目经费也受到影响。
凤凰网就此事致电佛山市社会组织管理局,工作人员表示南飞雁仍然登记在册,现处在账目审计中,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。
这并不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遭遇的第一起“麻烦”。今年6月,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接到民政局通知,以“无固定办公场所”为由,要求其自行主动撤销机构,否则便将给予撤销登记的处罚。稍早,位于东莞的烛光公益服务中心,也收到了民政部门的口头通知,要求其自行注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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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黄金时期”
何晓波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骆红梅的时候,她还没成立“向阳花”,刚刚受了工伤,整个左前臂被高温机器高温压到,手指截肢,左前臂大面积植皮。植皮不是整块,一小块一小块植过去,“你见过蛇的鳞片吗?”就是那个样子。巨大变故下,她和很多刚受伤的工人一样,都想过一死了之。何晓波作为“前辈”去安慰帮助她。在找工厂要赔偿的过程中,他们都得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支持,“打工族”是珠三角最早的劳工NGO。
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,从早期的“三来一补”加工贸易开始,外商投资设厂,吸引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从内地南下,打工谋生。三十年的发展,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。然而,劳资冲突,也跟随资本而来。服务劳工的NGO,应运而生。
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,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的起源,由打工者受伤维权后自发建立,为别的打工者提供文书和法律服务,帮助农民工个体维权。“打工族”有“黄埔军校”之称,孵化了多家劳工服务机构。
广东省在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方面素来开全国风气之先。2003年“孙志刚”案,直接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,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。2010年,位于佛山南海区的本田工厂大罢工,工人连续28天罢工,据估算每天经济损失为2亿,最终工人的加薪和重整工会诉求初步达成,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工人维权新局面。继人身自由之后,工人对经济权利的寻求,并未受到过多阻碍。
2012年省委书记汪洋对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的提倡,使得广东省的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,多家社会组织得以在民政局注册成功。南飞雁与佛山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也顺利开始。向阳花在注册时也得到街道办的大力支持。2011年底到2012年,被称为珠三角NGO发展的“黄金时期”。
以佛山为例,外来人口已经超出户籍人口40万人,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繁多。仅东二社区一处流动人口聚集地,共居住人口两万多人,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。根据2011年佛山人社局公布的数据,当年获得工伤认定的人数为17052人,平均每天47人。工伤多为断指。
何晓波,林佳等等,均是在佛山当地工厂失去手指。同事中,伤情更严重的大有人在,如失去手掌。工人在受伤之初,很容易想到结束生命,向工厂讨要赔偿无果,甚至想过“拉几个垫背的”。劳工NGO的存在,帮助个体工人维权,大大缓解了潜在的社会矛盾。
除了工伤维权,南飞雁还将工作拓展到外来人口社区服务、流动儿童教育支持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和救助站等。何晓波曾经获得佛山市政府颁发的丹桂勋章、十佳社工,南飞雁也曾获得佛山市公益慈善之星红玫瑰奖等荣誉。
广州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在2012年成立之初就受到了广东省妇联的大力支持,成为女工的文化活动中心,组织起来“唱歌跳舞”,讲出自己的生活故事。也有过政府购买合作服务的“繁荣”期,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,誉为“工业区里开出向阳花”,倡导活动受到广泛好评。
“此路不通”?
然而,“亲密合作”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。从2013年4月开始,向阳花应工人要求,介入了勤艺珠宝厂、胜美达工厂等一系列工人发起的维权活动,协助工人发起集体谈判,选出工人代表,要求厂方补缴社保、公积金,发放拖欠加班费,提高搬迁补偿等一系列要求,并取得成功。
在加入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不久,向阳花便收到房东、街道办或物业的搬迁压力和驱赶,连续搬了四次,其中,位于石岗的办公室大门被焊死,至今仍有物品未取出。今年6月,向阳花收到番禺民政局发来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,要求其自行注销,理由是“无固定办公场所”。向阳花负责人申请召开听证会,对此决议进行听证。
此时南飞雁与佛山市的政府购买项目还在顺利进行,流动儿童的社区服务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等工作继续开展。
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,南飞雁拟与东莞烛光公益、《南方都市报》“感光度”栏目联合举办工伤者摄影展,在开展之前被叫停。6月,南飞雁在佛山市民政局的机构年审中被评定为“基本合格”,并指出南飞雁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的活动“超出了营业执照上的服务范围”,“民政局官员表示,如果南飞雁接下来不要再做类似的事,2016年的年审将会合格。”何晓波说,如果机构连续两年年审“基本合格”,将依法撤销。
10月17日,南飞雁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,对前述“基本合格”的年检认定进行回应, “基本合格”的理由之一是有超出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开展活动。南飞雁方面认为这一判定明显没有根据,表示机构自2012年注册起,所开展的活动都依据法律法规,并在机构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进行。
据媒体报道,广州律师吴魁明认为,政府部门此轮对民间组织的强制行动从去年就已开始,珠三角地区的劳工NGO首当其冲。南飞雁有一半的捐款来自境外NGO,“政府部门对其强制行动或许与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》的酝酿出台有关”。该草案于2014年12月公布,向民众征集意见,至今已经过两次审议,草案规定了境外NGO的主管部门由民政转为公安机关,对于资金、开展活动方面也有诸多要求,被认为是政府对NGO加强管制的信号。
何处转型
办公室被关,原来负责顺德区的工作人员只好在家办公,租住一居室,客厅用来接待工友。而南飞雁成立之初,何晓波也是在自己租来的一居室内,开展工作。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。
熟悉珠三角劳工NGO发展过程的知情人士建议南飞雁可考虑转型,将自身提供的维权服务市场化,除了法律知识培训之外,可尝试协助进行诉讼代理。他认为随着近年一系列权利倡导型NGO受挫,组织劳工集体谈判的NGO频遭关停,“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”,走温和路线的南飞雁,不幸成为“池鱼”。
珠三角现今大约有20家劳工NGO。深圳劳维律所创始人段毅律师表示,南飞雁与珠三角地区其它劳工NGO的维权行动相比,确实算温和类型,南飞雁的工作重点是社区关爱服务,为流动儿童建立图书室、文体活动中心等,帮助工伤工人个体维权,不参与集体性维权,具备与政府合作的基础,其出发点也可以与政府兼容,但仍然有独立、相冲突的部分。
段毅和李春云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把珠三角劳工NGO分为有三大类型,一是服务型,为工人提供文化、体育活动,进行普法教育等社区服务。二是维权型,帮助个体工人进行工伤、职业病维权等。三是工运型,协助工人组织团结,发动与资方的集体谈判,必要时以罢工为手段,在工时、工资、工作环境等方面争取权益。南飞雁介于前两者之间,为工友提供服务。到了“工运型”,已经不是主动为工人提供服务,而是工人提出需求,NGO自身使命已经与工人诉求完全融合。
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已经由最初的个体维权转为“工运型”,同属此类的还有春风劳动争议仲裁部和向阳花等。与此相应,“打工族”一直不能获得民非注册,之前完成的工商注册也没通过年审,机构资质被取消,只能以打工族服务部的名义开展活动。负责人曾飞洋认为,这样彻底回到草根,才是劳工NGO的本来状态,不追求“高大上”、“专业化”的公益理念,没有政府项目的条框限制,只为工人的需求服务。
广州多起工人集体谈判事件均有“打工族”的身影。如2014年8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,最近一起是2015年10月26日的沙头环卫工人集体维权,要求补缴社保,废除劳务派遣,签订劳动合同等诉求,均得到满足。工人自发组织,团结起来选出工人代表与资方谈判,效率与成果显著。
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,劳工NGO有坚定的道义感,其产生与发展是劳工群体自发的要求,所做事情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社会,政府应转变观念,一味打压不是处理办法,应给予接纳和容忍,最好是“官民合作”。
何晓波暂时还没考虑南飞雁的“转型”,类似机构转向市场化似乎也没有先例,最好能继续以“民非”身份开展活动,为工友服务。他目前打算继续做流动儿童社区工作,希望被关停的办公室尽早恢复。何晓波正在参与的“同路人计划”,便是担当工作坊导师,发动更多关心公益的青年人,投身劳工领域,成为2.6亿打工者和3561万流动儿童的“同路人”。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作者:郭睿 来源:凤凰热追踪 2015年11月0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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